守护海上生命平安––写在2011年世界海上人命救助大会开幕之时

　　新华网上海８月２４日电　“今天，世界海上人命救助界的负责人共集一堂。我们愿与各国一起，共同探讨，提高海上人命救助的能力。”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翁孟勇在此间开幕的２０１１年世界海上人命救助大会开幕式上如是说。

　　中国救捞诞生６０年来，弘扬“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救捞精神，危急时刻冲上去，救人脱险，把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播撒在大海上。

海上救生全球重视

　　人命救生是国际上关注的焦点。为了对海难发生时能及时进行救助，《１９７９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规定：“各缔约方须保证对任何海上遇险人员提供救援。提供救援须不考虑这种人员的国籍或身份，或者遇险人员所处的情况。”

　　这一公约是参加国之间具有强制性质的必须履行的公约。中国政府于１９８０年签署了公约，承诺对发生在北纬１０度以北、东经１２４度以西的南中国海搜救责任区和西北太平洋共管搜救责任区内的海难事故，给予人道主义救助。

　　海上救助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海事界中的地位。在国际海上人命救生舞台上，中国虽然是大国，但多年来属于“小字辈”。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几乎没有打捞力量，没有像样的打捞工程船。为了清除航道里的沉船、水雷，经国务院批准，１９５１年８月２４日，“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在上海成立，新中国第一支救捞队伍从此诞生。这支白手起家的队伍只有１２０名职工，设备只有一条１２５千瓦的“盘山”小拖轮和十几只小平驳。

　　１９７３年，一艘希腊货轮“波罗的海克列夫”号在台湾海峡遇险，中国无力救助，货轮沉没，１４人失踪。此后，中国政府组建起上海、烟台、广州三大救捞局，拨款造船，中国初步形成海上救捞体系。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４日，中国烟台海域发生了“大舜”轮沉没海难事故，死亡２８２人。“大舜”轮事故拉开了中国救捞体制改革的大幕。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８日，我国救捞系统三个救助局、三个打捞局分别成立，在交通部救助打捞局的统一领导下，担负起各自辖区救助与打捞的职责。

打造专业救捞队伍

　　体制改革后，国家救助队伍吃上了“皇粮”，成为由国家财政支助的正规军。全系统实施准军事化管理，针对海上人命救助的特点，制订船员和飞行员的训练和培训方案，高标准、严要求地进行日常训练。

　　按照“关口前移、岗哨加密、动态待命、随时出击”和“抢占制高点、以快制胜”的战术思想，对全系统的救助力量进行部署：将全天候大功率救助船舶移出港内基地码头，尽可能靠近海上通航密集水域和交通要道、海上事故多发水域；救助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配合在海上执行动态值班待命。

　　训练、训练再训练，专业、专业再专业。在交通运输部救捞局的统一部署下，三大救助局、三大打捞局，四大飞行队掀起了专业化建设的热潮；同时，新船新飞机，一艘艘、一架架地投入救捞的值班体系中。中国救捞目前已崛起为国际上一支重要的海上人命救生力量。

　　在装备上：救捞系统已经拥有专业救助船艇７６艘、专业打捞船舶１２３艘，自有和租用救助飞行器２０架，拥有救助基地２１个、飞行基地１１个，是一个总资产达到１３１亿元的庞大行业，有船有飞机。专业救助船比５年前增加了９７．４％；打捞船新增了６４％，飞机增加了１３７％。